2成的税金因偿还借款本息而消失……遗留在债务余额1000万亿日元的日本的“政治应对方法”

2成的税金因偿还借款本息而消失……遗留在债务余额1000万亿日元的日本的“政治应对方法”

※图为示意图※本文改编自伊吹文明《保守之旅》(中央公论新社)的一部分。

■“国家是过去、现在、将来三代共同体”“保守之旅”也接近了终点。 在此,我想就为了日本的将来,我认为必须修正轨道的财政纪律进行记述。 希望年轻一代,特别是年轻政治家和公务员,以及有志于此的各位,阅读本章,再次回顾一下“保守之旅”。

我重申了好几次,为了理解保守思想,《法国革命的省察》的作者埃德蒙·伯克写道:“国家是过去、现在、将来三代人的共同体。” 在上一代留下的有形、无形的遗产、负的遗产上我们活在当下,在其中我们加上什么好的东西,传递给下一代。 如果继承了很多负的遗产,下一代的日子就会困难重重。 就算安稳地坐在上一代的遗产里,下一代也不会感谢你吧。

不仅是国家,企业和家庭也是一样。 明治以后创业,是被称为豪商、老字号的企业,至今仍保留完好的地方很少。 我明白跨越世代继承的困难、每天的努力、看时代的重要性。

■从13世纪英国的国民开始背负沉重的税收负担,到现在这样完善国际法,维持国际秩序的话,即使发生了乌克兰侵略和政变,也很难想象国家会消亡。 很难消除领土和在那里生活的国民的存在吧。 只是,现在的日本国民之间弥漫着奇怪的安全感,固执于自己的价值观,公共精神变得不被重视。 维持现状的感觉越来越广泛,人口减少和财政纪律松弛等负面遗产似乎在不断积累。 现在,我认为必须通过准确无误的选择,尽量不留下负面的遗产。

让我们思考一下像现在的日本这样的国家民主权和间接民主制是如何成立的吧。 曾经,欧洲列强有一个绝对君主制的时代。 所有权力都集中在国王身上,结果国王独断独行,多次发动战争,向国民征收费用。 13世纪的英国,国民掀起了沉重的税收负担,使国王承认了“没有纳税人的同意,就没有征税负担”这样内容的大宪章《马格纳-纸牌》。 这被称为议会的开始。 这意味着税收由纳税人的意向决定,结果限制了国王的支出。 这是英国被称为议会制民主主义之母的国家的原因。

■在摆脱不了国债这种“毒品”的瘾之后,许多国家通过全民投票形成议会和政府,支撑国民日常生活的现行统治制度固定下来。 纳税人和公共服务的受益者在以议会和政府为媒介方面达成了一致。 国民既是纳税人,也成为了像以前的国王一样的主权者。 如果“国王”期待更多的公共服务,其费用也应该是“国王”的负担。

但是,这里有了密道。 为了解决现状的课题,不是增加税收负担来筹措费用,而是发行国债,将支付推迟到下一代的方法。 这也可以说是缓解现代痛苦的“毒品”。 毒品如果使用得当,就像麻醉能起到良药一样,在经济不景气、税收少的时候使用,等经济复苏、税收增加了,先还债,就不会吸毒。 但是,现状是一旦轻松了就忘不掉地继续使用,最终还是无法摆脱中毒症状。

■如果把持续轻松地使用像毒品一样的国债的恐怖财政比作患者的话,掌管健康状态管理的主治医生就是政治的作用吧。 以财务省为首的官僚机构,是根据主治医生的指示负责治疗的主治医生吗?

在政治上,美好的愿景和政策是必要条件,但光靠这一点是不能动摇政治的。 需要执行的地位、权力。 这些条件由拥有主权、有投票权的国民投票赋予。 只有通过投票选出,才能实行政策。 重要的是,政治一方不是为了获得权力,而是要有在国民面前堂堂正正地呼吁“做什么”,期待国民良知的气概。

另外,也请国民、选民们理解继续轻松地使用毒品之类的国债的恐怖。 选举的时候,也出现了将华丽的公共事业等大型公共服务作为公约的政治家,但希望大家注意不要不小心投票。 使用国债这种毒品,在公约中提出充实过剩的公共服务,要求投票的态度很浅薄,期待今后逐渐变得不被国民接受。

■在小选举区制中,党执行部的立场过于强硬。在众议院是从一个选举区中选出多人的中选举区制的时代,例如在5人区中,候选人可以以20%的得票率当选。 由于自民党的多位候选人也可以从同一个选区成为候选人,所以自民党内也没有全部成为清一色的候选人,党内也自由豁达地交换着各种各样的意见。 但是,自从形成了得票率最高达到50%的现行小选举区制以来,候选人就有被封锁自由讨论的倾向,我认为存在着容易陷入无视岁入的零散状态的弊端。

这是因为,在各党在一个选区只公认一名的小选举区制下,掌握公认权的党执行部的立场会突然变强。 无论如何都想赢得选举的党执行部,如果在选民中进行了被认为容易接受的散场,然后开始发行国债的话,作为候选人个人就很难提出反对意见。 因此,我认为不会出现像以前的自民党税调(税制调查会)那样对财政纪律的强烈主张。 在自民党方面,似乎有必要让以总裁为首的执行部再次认识到财政纪律的重要性。

■内阁人事局制度出台后,作为影响担当医生的官僚机构也越来越少坦率地发表意见,这是时代的变化很大吗? 在没有发行国债的时代,公共部门资金不多。 我认为官僚机构的发言权在于抑制了公共资金的支出。 被政治家掌握在发行国债这条道路上的无力感很大吧。

此外,现实情况是,2014年,随着内阁人事局制度出台,政治方面甚至可以参与官僚机构的干部人事,官僚机构越来越难以对官邸提出的方针提出异议。 内阁批准干部人事制度并没有错,但任何制度都有优点和缺点,为了不突出缺点,需要仔细、克制地运用。 我想,这就要求政治家有倾听官僚机构意见的气量,不要只根据是否服从政治来决定人事,要有节制和矜持。 缺乏这种度量、节制、矜持的话,就会出现揣摩政治、获得地位、维护省益的官僚。 结果,我认为财政纪律也会受损。

■国债的债务余额超过1000兆日元的战后一段时间,日本的财政没有发行国债而是运营着,但1965年首次发行国债。 而且经济增长率一点点放缓,税收停滞不前。另一方面,由于长寿老龄化,养老金、医疗、看护的财政负担增加了。 为了满足国民对育儿、教育的支援、公共基础设施的充实的期待,同时避免要求税收负担的政治风险,国债发行逐年增加。

令和5(2023 )年度用于国民公共服务的一般会计预算总额约为114万亿日元,其中31%由国债提供。 迄今为止,近50年来积累的国债债务余额超过1000万亿日元,每年的本息支付达到25万亿日元和预算的两成。 因为上一代偿还借款的本息,现在我们缴纳的税金的两成,不能由我们的判断决定用途。

■由于国债余额而一筹莫展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运行也存在着我们日本人无法如愿以偿的严峻现实。 由于全球化的发展,日本经济比以前更受国际市场动向的影响,进入了经济无法随心所欲运转的时代。 例如,现在的物价上涨。 虽然由于侵略乌克兰导致原油、谷物等国际商品的价格暴涨,但据说比这更受日美利差、抛售日元、用美元运用的压力造成的日元贬值的影响大。 截至2023年11月,1美元约为150日元。 2022年是1美元130日元,新冠灾难前是1美元110日元,所以只要汇率变动,进口商品就会暴涨约4成。

但是,如果采取提高利率的政策的话,国债余额为1000万亿日元,因此每上升1%的利率,最终的国债费用就会增加10万亿日元以上,相应地,用于公共服务的钱就会减少,陷入了八方受阻,因国债余额而动弹不得的状况。

现在物价上涨,国民生活很辛苦。 但是,应该停止以能够承受物价高涨的高收入者为对象的零散型减税和补助金等,而只针对生活困难的人制定对策。 在此基础上,如果日本政府拿出恢复国内经济的根本性对策,减少不必要的不必要的支出,恢复财政纪律的姿态,汇率就会反应日元升值基调,物价上升会变得缓慢吧。

■想要期待显示政府决心的具体愿景的手术会带来痛苦,需要时间才能痊愈。 因此,很多政治家如果可以的话,都不想参与“治疗”,避免介入现实中沉重的课题,这是人之常情,但也正是在这种时候,才需要政治的领导。 我认为2023年秋天,国民对内阁支持率下降的反应,也正是这种领导力的原因。 根本性手术是落实增加消费和国内设备投资的愿景、政策。 在自由社会、市场经济中,政府无法进入企业的经营权,所以有必要营造促进消费和设备投资心态的氛围和引导,最重要的是期待展示政府决心的具体愿景。

要增加消费,就要求稳定物价,提高包括经营困难的中小零星企业在内的工资。 希望不进行设备投资,有充裕内部保留资金的企业,不仅要提高员工工资,还要促进提高供应商企业的采购价格,并采取深入监测公平交易的态度。 为了扩大国内设备投资,推进海外投资企业的工厂生产据点回归国内也很重要。 特别是在经济安全保障上,关于重要的防卫、半导体、制药产业的引导政策是不可缺少的。

在不能介入企业经营权的自由社会、市场经济下,形成对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企业进行评价的文化、舆论是关键吧。 是时候大家一起思考江户时代的思想家、提倡“道德与经济的并存”的石门心学的石田梅岩的“商业是为了公共利益”这句话了。

■我认为,持续了很久的内阁,在“贯彻信念”这一点上,只有通过根本性的手术,经济恢复了体力的时候,才能尽全力向国民解释,为了大家提供长寿社会的财源,不要回避提高消费税率的讨论。

伊吹文明《保守之旅》(中央公论新社)这一切,都取决于政治的预见性和决断。 作为时代的见证人回顾,我认为中曾根、小泉、第二次安倍等长期执政的内阁,虽然对政策的评价有所分歧,但共同点是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信念。 我希望岸田首相也能作为参考。

正如我已经提到的,作为经济财政政策的手段,国债并不邪恶。 凯恩斯提倡的在经济衰退时期发行国债,用财政支出来补充有效需求的财务政策风靡一时。

问题是,以不必要的公共服务、对现在的选民来说没有痛苦的国债作为财源来实施,以获得人气和选票的政治。 不应该对高额收入者进行补助等。 其偿还、付息,将压在现在没有投票权的未来一代身上。 在G7 ( 7个发达国家)中,希望日本在GDP比方面保持清醒,成为国债发行余额最多的国家。

———-伊吹文明前众议院议长1938年出生于京都府。 老家是1820年(文政3年)创业的纤维批发商。 京都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在大藏省工作,1983年开始担任众议院议员(第12届当选)。 历任劳动大臣、国家公安委员长、文部科学大臣、财务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职,就任第74届众议院议长。 2021年众议院议员引退。 著有《剧本日本经济与财政的再生》(合著、日刊工业报社)、《歌舞伎亭四季的餐桌》(讲谈社)等著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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