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东电说要拼上性命没有错……带头指挥东日本大地震的菅直人的自戒和教训
2011年4月21日,菅直人首相(福岛县厅) [代表摄影]访问设在福岛县厅的国家原子能灾害当地对策总部,致辞。菅直人首相(福岛县厅) [代表摄影] 当时菅直人内阁的危机应对受到了强烈的批评,如何回顾当时的应对呢?
福岛核电站事故的事态是,如果应对不当,东日本将无法居住人。 虽然以自卫队为首的各种各样的人都在努力,但是灾害没有扩大到东日本无法住人的“最坏的事态”,这一点很难说出,但我有种成就感。
另一方面,由于核电站事故而被迫从福岛县等地避难,至今仍有很多人不能回到故乡。
那就是核电站事故的恐怖啊。 (避难指示)虽说是没办法,但对于很多人没能回到原来的生活,我感到非常抱歉。
■尽早决定“动员自卫队10万人”——地震发生时,作为首相最优先考虑的是什么并采取了行动?
有两个要素。 地震和海啸等自然灾害,以及随之发生的福岛核电站事故。 两种非常危机的状况被迫同时并行应对。
如何应对这两者? 首先,关于地震和海啸的自然灾害,以北泽俊美防卫大臣(当时,以后也一样)为中心,采取了尽早派遣10万人自卫队的最大限度的体制。 由于有力量的老手北泽先生是防卫大臣,防卫省的行动很快。 能够动员10万自卫队员的,是北泽先生的力量。
■将“从东京来的国民避难”也纳入考虑范围的另一个核电站事故,虽然听起来像是自吹自擂,但在东京工业大学的应用物理这个比较接近核能的领域学习的我,偶然成为首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很好。
如果是台风等自然灾害,大多数人都有过相当大的体验,我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根据常识判断应对方式,但原子能灾害在日本还是第一次。 核电站是特殊的装置,就连东电的社长和会长也不太了解核电站的结构和原理。 来自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一把手(寺坂信昭院长)是经济系出身。 当然,(福岛第一核电站的)吉田昌郎所长是原子能专家,非常感谢他非常努力。
我直接应对了原子能灾害,但随之而来的居民避难问题,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和官房副长官福山哲郎考虑了应对。
“核电站陷入了什么样的状况”和“需要避难到什么程度”,正相反。 如果核电站真的变得危险了,就必须让居民从东京避难。 虽然避免了那种最坏的事态,但确实存在可能性。 虽然没有说出口,但我自己有那样的危机感。
对于核电站事故的应对、居民避难、受灾者的救援等课题,首相我、官房长官、副长官、以及防卫大臣一边合作一边分担了任务。 我认为内阁中的职责分工发挥了相应的作用。
笔者摄菅直人-笔者摄■为什么发生第二天首相亲自乘坐直升机进行现场视察——对要求自卫队最大限度出动是如何判断的?
地震发生后的第二天( 3月12日),乘坐直升机从上空视察了灾区。 视察了福岛第一核电站后,请他们再往北飞。
没有海岸线。 在大范围内,海洋和陆地的分界线消失了。
我觉得我自己在早期就看到了那个现场,这关系到了自卫队最大限度的动员。 北泽防卫大臣也为我加油了。
——菅先生乘坐直升机飞到当地,最大的目的是因为核电站的情况没有进入官邸,所以直接在当地询问情况。 即使没有发生核电站事故,你觉得去视察海啸灾害了吗?
也许吧。 因为核电站事故(损害是看不见的),但海啸的损害是看得到的。 从上空看的话,可以从某种程度上真实地感受到大海变成了什么样。 虽然核电站事故和海啸灾害的性质不同,但从我的感性来看,应该都应该亲眼去把握吧。
■“国防疏忽”的批评落空——关于自卫队10万人体制,当时在野党自民党批评说“国防疏忽”等。
乘坐直升机视察上空时,可以想象出损失的大小。 所以,他与北泽防卫大臣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动员自卫队为目标。 地震中现实中有很多人死亡。 关于派遣自卫队10万人,我认为“(规模)太大了”是不合时宜的批评。
所谓防卫,一年365天,需要始终保持一定程度的警戒心。 但是,现实中发生大地震和核电站事故等紧急事态时,如果考虑到有必要以和平时不同的形式大规模派遣自卫队,就会做出决定。 那是首相和防卫大臣的责任。
如果是小规模的灾害,也可以从全国的消防和警察那里召集人才,但召集需要时间。 自卫队是国家的组织,所以根据首相和防卫大臣的命令,可以调动指挥下的几十万队员。
而且,自卫队是准备战争这一最大危机的组织。 无论是飞机、直升机还是汽车,都有能够应对大规模灾害的各种移动工具和装备。
那时,我的判断和北泽防卫大臣的判断一致,我想自卫队非常认真。
■岸田首相对能登半岛地震的初期应对——在元旦发生的能登半岛地震中,关于初期应对,有人指出“自卫队派遣的规模很小”。
我不想多说现政权,但是如果岸田文雄首相一个人坐在官邸的办公室里应对的话,和我的感觉完全不同。
——也有声音认为,由于受灾地是半岛,“很难尽早进入当地”。
不是“能去还是不能去”。 首相觉得“这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就用自己的眼睛“想看还是不想看”受灾情况。 不管发生了什么,只要首相说“去”,自卫队就会行动。
现在的状况超过了平时。 明明高层看到现场后,能做出判断的事情必须自己判断,但岸田首相什么也没做。
如果道路断了,坐直升机在上空飞行就可以了。 两天后、三天后的应对方式不同,要么是自己看了现场觉得“这很辛苦”,要么是等待上传的信息。 危机时刻那两天、三天的差距非常大。 岸田首相的这种意识太不足了。
在核电站事故等非常时期,有必要要求自卫队,根据情况也要求美军进行大范围的动员。 为了做出这样的“重大判断”,我认为首相应该在早期阶段,从上空也确认受灾情况。
■“岸田先生是不适合危机管理的首相”——岸田政权现在也有围绕自民党派系的政治资金派对的幕后资金问题。
净搞派系政治,满脑子都是背钱问题吧。 想起来,我执政的时候,也有各种各样的政治问题。
——在震灾的前一年( 2010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中败北,成为了“扭曲国会”,党内与小泽一郎先生的对立等,在政权运营上陷入了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那场地震。
政治讨价还价和自然灾害和核电站事故这样的(紧急事态的)问题,当然维度不同。 在国民面临生命和财产损失的时候,政治应该做什么,必须以(和平时)维度不同的形式来考虑。 那是首相的工作,但感觉不到对那样的事情的感性。 我认为是不适合危机管理的首相。
笔者摄菅直人-笔者摄■对东电员工说“拼上性命”的意思——核电站事故发生4天后的3月15日,菅先生进入东电总店,向员工发表了“不可能撤出核电站”的演说。 “逃也逃不掉。 请拼上性命”。 那是个冲击。 “市民派”政治家菅先生成为首相,结果作为战后的首相,第一次不得不对国民说“为了国家拼上性命”。 回头看,你觉得那个发言怎么样?
感觉完全没有变。
作为首相的立场上的人,不,政治家全体也是如此,但是“拼上性命”之类的话不应该半途而废。 这在震灾前、震灾当时、当然现在都是这样想的。
但是,事后你就会明白,福岛核电站事故,反过来说,是有可能毁灭一半日本的事故。 即使有相当大的风险,也只能指示能应对的部队应对。 其中最大的存在就是自卫队。
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当时的苏联知道有很多人死亡的可能性,所以不断派人去现场应对事故。 至少某类职业可能会被要求担任这样的角色。
为了拯救广大国民的生命,即使有一些风险和危险性,如果有人接受过承受这种风险的训练,就必须让他们努力。 那时是那样勉强的场面。
■不可能说“因为东电而毁灭”——政府设立了与民营企业东电的“合并总部”,当时也有人批评说“政府会介入民营企业吗?” 考虑到在事故应对中也有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的场面,拥有核电站的电力公司是民营企业的组织形式是正确的吗?
没有应该100%公共管理核电站的想法。 但是,如果核电站发生事故时,政府没有能力应对应该首要应对的电力公司,就只有做了。
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中,东电总店什么也不起作用。 但是,结果受害的是国民。 如果核电站失去控制,不断散布放射性物质,就必须从东京、关东逃出。 那时政府绝对不能说“因为东电(东日本)毁灭了”。
——能登半岛也是核电站所在地。 幸运的是,虽然没有出现福岛核电站事故那样的事态,但是也有半岛这样的选址,如果发生事故的话,居民也有可能逃不掉。 你再次对日本的核电站的现状有什么看法?
我的结论非常明确。 应该放弃依赖核电站。
现在没有“如果没有核电站,全日本都会停电”的情况。 用可再生能源提供日本的全部电力,在技术上也已经没有问题了。 另一方面,事故发生时的风险很高。 核电站应该停止了。
■“安全神话”中无法进行危机管理——“平时”切换到“非常时期”时,政治领袖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非常时期”什么时候发生,谁也无法预料。 所以,平时至少要做好设想“最坏事态”的准备。
福岛核电站事故时,经济产业省原子能保安检查院的高层说是经济系出身,但在美国无法想象这样的人事安排。 让他们负责超过一定水平的专业性的人。 很遗憾,在日本,把对核电站一无所知的人列为(保安院的)高层的人事安排,会满不在乎地做。 这就是“平时”的想法。
“安全神话”一词可以看出,日本认为“不会发生危机”。 所以,没有自己应对危机的想法。 不知道是个人的问题,还是自民党这个组织全体的问题,至少在岸田首相身上感觉不到从这个意义上的危机管理的想法。
——相对而言,自民党主张“在宪法中加入紧急事态条款”等。
恰恰相反。 为危机管理做好必要的准备和只是装模作样是两回事。 因为不知道在危机时刻做什么好,所以才会说那样的话吧。
———-尾中香尚里记者出生于福冈县。 1988年进入每日新闻,在政治部主要以在野党和国会为中心进行采访。 曾任政治部副部长等职,现在自由活动。 著作有《安倍晋三和菅直人紧急事态的领导力》(集英社新书)、《对抗在野党第一党“保守两大政党”的30年》(现代图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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